短线免息配资炒股古籍撷英|第十一期：诗能预测人的命运吗 ——古代诗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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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能预测人的命运吗

——古代诗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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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蓉蓉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诗能预测人的命运吗？答案是否定的。然而，我国古人却认为，诗能够预测人的命运，这样的诗就是诗谶。诗谶是我国古代诗歌中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将谶的神秘性、预言性附会运用于文人的诗作中，以谶释诗，于是出现了诗谶。诗谶昭示或暗合了诗人的生死年寿和仕途穷达等，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在宋代的诗话和笔记中被归为专门的一类。诗谶的出现，同古代诗歌的解读、阐释密切相关，而诗谶现象的背后，又有着我国古代思想意识、文化心态的深层积淀。

我国古代最早的诗谶，是《世说新语·仇隙》的记载。载曰：“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潘岳的“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两句，意为志同道合、情谊深厚的朋友，到老白头之后同归一处。不料这两句诗竟然成了潘岳和石崇的谶语，因此《世说新语》以为“乃成其谶”。这种以某些诗句来解释或附会创作者本人的命运、年寿、祸福、吉凶等，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史料中还有记载，如《南史·侯景传》记载的梁简文帝萧纲的诗句、《隋书·五行志上》记录隋文帝杨坚的诗谶，等等。

（世说新语3卷卷下之下）

隋唐之前对于诗谶的记载较为零散，而到了宋代，对于诗谶的记录和整理，除了在各类笔记、小说和诗话中有大量记载外，还出现了很多专门载录诗谶的著作。如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七记有大量谣谶，共计39首，其中诗谶为11首。阮阅《诗话总龟》卷三十三、三十四中列有“诗谶门”，计有诗谶66首。委心子《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十四为“谶兆门”，记有谣谶、诗谶及谶语等共74则。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七《休祥梦兆》亦有诗谶的记载。宋代对于诗谶不仅有记载和整理，还出现有著录者的评论和阐释。

我国古代诗谶的内容主要有，关于生死年寿的，如《分门古今类事》“安道佛乡”：“余安道番禺诏赴阙，过韶阳，游龙光山寺，题诗云：‘暂离人世界，且到佛家乡。’议者谓恐非吉兆。至旬日，公果卒于秦淮亭。”关于仕途穷达的，如《分门古今类事》“杨轩灯诗”：“杨轩，字公远，卫州人也。举进士，两至省。尤有学问，多栖倚贵宦门馆。平日好吟，有《灯》诗云：‘解照日月不照处，独明天地未明时。’伦辈多称此句，然日月不照有用，何用也？天地未明而能明，非明也。轩竟死布衣，果不得用，符于诗意，其前定乎？” 诗谶所表现的内容，反映了古代文人对于生命与仕途问题的关切与焦虑。生死对于人们来说是极为关切的问题，人们力图通过各种渠道来掌握人的年寿长短，于是诗人所创作的诗句也成为推断其寿命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仕途的穷通，又直接关系到文人的人生理想、个人价值能否实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小地主阶层的文人学士，他们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往往被许多不确定的、偶然的因素，而改变人生的轨迹，终止仕途的升迁。因此，他们所作的诗也成为预测其仕途穷通的一种手段和方法。由此看来，诗谶表面虽诡异荒诞，但实质上却真切地反映出古代文人的深层忧虑与极度不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诗谶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并且，诗谶具有了一般诗歌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功能和作用。

（新编分门古今类事20卷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第十四清光绪间归安陆氏刻十万卷楼丛书本）

诗谶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谶，这是由读者在对诗的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中而形成的，其中读者的有意误读是诗谶出现的关键。加之，我国传统解诗方法的“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读者以他们对诗句的理解，作出了与作者的原意完全不同的解读。于是，诗歌由诗人的无意创作到读者的有意误读，从而成为一种能够预言和暗示诗人前途命运或事物发展的诗谶。古人对诗谶的解读，最基本的方法是别解字句，即对原作的诗句作了完全不同于原意的别的解释和理解。如《分门古今类事》“宋炎叶齐”：“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庐绝高处，有人题一联云：‘秋风送炎去，庭树叶齐落。’是年立秋日，史馆检讨宋炎罢职。来年立秋日，叶齐黜，皆前定也。” 诗中两句是一简单的写景对句，描写气清凉爽、秋风落叶的景象。然而却有人将“送炎”别解为人名的“宋炎”，把“树叶齐落”又同名叫“叶齐”的人联系起来，于是两句分别成了宋炎和叶齐仕途穷偃的诗谶。这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别解字句，在对诗谶的解读中相当普遍。这种别解其实就是误读，一种有意识的对原作的随意发挥和想象。于是，由诗到谶，以诗为谶，演变为一种具有预言性和征兆性的诗谶。

（新编分门古今类事20卷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第十四清光绪间归安陆氏刻十万卷楼丛书本）

此外，对诗谶的解读，是一种偶然巧合。而这种偶然巧合，又往往带有诗人或读者在有一定事实基础上的一种合理的推测和想象。如《诗话总龟》载：“崔玄谏议有子名勉，与赵叔平同年登第，转大理评事。过天津桥坠马。时集贤韩公与赵同为开封府推官。韩，崔婿也。闻其坠马，遽往视之，但呕吐不止。数日馆于韩舍，因作诗曰：‘身随花露重，命逐藕丝轻。明朝风雨霁，归路在三清。’明日果卒，时有微风细雨。” 这是一首诗人自谶的诗，然而这种谶又具有事实的基础，即“过天津桥坠马”“但呕吐不止”等，诗人自知坠马后的严重伤势，他预感时日不多，因而有了“命逐藕丝轻”“归路在三清”等这样的诗句，最后是“明日果卒”。这样的诗谶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其中又有必然的因素，是诗人对自己日后结局的一种合理推想。这样的诗谶其实没有多少神秘性，而有的却是对事物发展的合理推测，或对某种已经发生事情的态度和看法。

(诗话总龟98卷卷三十二）

我国古代出现的诗谶，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现象，而这种文学现象产生的背后，又有着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积淀。

首先，“天命”论是一种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和宗教色彩的思想观念。“天命”论认为，自然变化、社会运行和人的命运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主宰和控制，人只能屈服和顺从，而不能违背和反抗它。事实上，署名为委心子的《分门古今类事》的作者，其撰《分门古今类事》就是深受“天命”论思想的影响。其序曰： “夫兴衰，运也；穷达，时也；生死，命也。委心子穷天任运，修己俟时，谓命有定数，不可以智求。而罔者不达，妄意侥幸，偶然得之，则夸衒辨智，矜持巧力，自以为己之能。” 委心子作《分门古今类事》二十卷，“凡前定兴衰、穷达、贵贱、贫富、死生、寿夭、与夫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一饮一啄，分已定于前，而形于梦，兆于卜，见于相，见应于谶验者，莫不录之”。因此，《分门古今类事》二十卷，分有“帝王运兆门”“异兆门”“梦兆门”“相兆门”和“谶兆门”，等等。显然，正是在“天命”论思想的影响下，委心子编撰了《分门古今类事》一书。

其次，诗谶的形成还在于受语言禁忌的影响。所谓语言禁忌，是指人们行文、说话使用语言时，由于宗教迷信、社会习俗、个人心理等各方面的原因，忌讳、避免使用一些词语，而换用或替代其他的词语。这是因为，当人们运用语言来进行社会交际和思想交流时，所用语言不仅是交际、交流的工具，而且它也是社会民俗和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是在人类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语言禁忌的出现，是因为人们不能科学地认识语言，而认为它具有一种的神秘力量。语言的能指符号同它所表达的内容、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的关系，所谓“说凶即凶，说祸即祸”。这样一来，语言禁忌就出现了，并且成为我国古代一种富有人文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正如在古代批评家看来，“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把诗人在诗歌中所创作的诗句，同诗人的现实处境、境况完全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这就是一种征兆、预兆。这种对诗谶产生的认识，显然是受了我国古代语言禁忌的影响。

（容斋诗话6卷容斋诗话卷之一民国九年上海涵芬楼景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学海类编本）

最后，诗谶的形成还有“微言大义”的说诗传统。我国古代“微言大义”的说诗、解诗传统，使古代文学批评特别重视诗歌对于社会政治的作用，因而提出了“诗教”“美刺”和“载道”的理论等。最早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思无邪”说等，这些观点都将《诗经》中的诗篇同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联系起来。“微言大义”的说诗、解诗方法，就是要求读诗者在诗文中探索微言、求证大义、揭示深蕴，由此导致对诗歌的牵强附会和任意曲解。这种情况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普遍存在，尤其是宋代达到极致。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总论曰：“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这一评语很能说明宋代说诗的特点，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诗谶的出现和流行也就自然而然了。

（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卷一百九十五）

推文中所列书目部分已收录在本馆古籍阅览室，欢迎持有效证件的读者前来阅读：

1、《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第1版。分别用了以下书目：

a.（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2738册；

b.（南宋）委心子撰《新编分门古今类事》2722册；

C.（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2853册；

2.（唐）李延寿撰《南史》（1—6册），中华书局出版，2023年10月第1版；

3、（清）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年5月新1版。分别用了以下书目：

a.(唐）魏征等奉敕撰《隋书》（史部264册）；

b.(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子部851册）；

4、（宋）阮阅《诗话总龟》（《四部丛刊》初编集部338册），上海书店出版，1989年10月第1版；

5、（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全二册），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