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与编辑的关系问题在以往的学界和读书界均少有人谈及，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翻开罗新璋、陈应年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论集》，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编、外研社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两套书，几乎找不到一篇文章论及两者的关系。而在现实中，编译之间的关系却是非常重要的。我曾不止一次听一些译者说过，他或她翻译的书，编辑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有时甚至连错别字都不改，这样的编辑自然是极少数。也有的编辑任意改动译者的文字，之后也不与译者沟通，导致译者极为不满，这样的编辑数量也不多。更多的编辑则是循规蹈矩，在译文中看到了问题后与译者沟通。译者的情况与编辑的情况庶几近之。
近读香港作家、翻译家及翻译研究学者孔慧怡教授的《不带感伤的回忆》（2022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发现孔教授在书中把译者分为三类：“以我的经验，学界大概有三种译者（他们的自我感觉不一定反映实际能力）：第一种充满自信，认为作品无懈可击；第二种谦逊低调，对编辑的建议无有不从；第三种态度开放，仔细考虑编辑的建议，以此为修改译稿的基础，编和译之间的对话可以持续很久。”（第205页）我完全认同孔教授的分类，编与译之间的这场对话仿佛就是一场走向澄明之境的双人舞，既需要各自精湛的舞技又需要双方默契的配合。在翻译界，认真负责的编辑和态度开放的译者应该是占绝大多数的，这大概毋庸置疑。
展开剩余84%孔教授《不带感伤的回忆》一书中称张佩瑶教授就是上述第三种译者。孔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译丛文库”，邀请张佩瑶翻译大陆作家刘索拉和韩少功的短篇小说集。孔教授说：“在我遇到的译者中，没有别人像她那样，会对已能成书的稿子再作出三、四次改动。有时候我说：‘行了，Martha（张佩瑶的英文名字），不用再改了。’她回应说：‘最后一次！你就替我多看这一次。’”（205页）读至此，我深为译者张佩瑶对自己译稿的严格要求和编辑孔慧怡的认真态度而感动。我认识孔教授，她曾两次来我所供职的学校做过讲座，一次用中文讲，一次用英文讲，其英文的熟练程度跟说母语者无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不搞翻译研究，对孔教授两次讲座的内容不甚了然，因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而对张佩瑶教授，我虽不认识，但读过她撰写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一书，同样印象深刻。照该书封底的评价，该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古老的翻译实践及翻译论述的发展脉络，遵循独特的选、译、评、注原则，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展示出一幅宏大的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画卷。本书的出版对于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传统翻译话语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的翻译论述、翻译研究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对国内的翻译研究，尤其对挖掘中国的传统译论，并对其进行新的解读，是一个颇大的推动。我读完该书，觉得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因为喜爱这本书，我自然就想知道书的作者，好在该书的封底还提供了作者的信息：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协理副校长，在学术研究和翻译实践等方面均取得骄人成绩。后面列举了张先生在翻译批评、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教学及翻译实践诸多方面的论文、专著、编著。令人遗憾的是，张佩瑶先生不幸英年早逝，有更多的译著、论文来不及完成或出版，我猜想外教社出版的张先生这部经典著作只有上册，始终未见下册面世，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2025年暑假，我冒着酷暑拜读了好友、译林出版社原编辑王理行兄的大作《文学翻译探索》，发现理行兄就是认真负责的编辑，而孙致礼先生就是孔教授所说的第三类译者。理行兄在给孙致礼先生翻译的《傲慢与偏见》做责任编辑时，一手拿着原版书，一手拿着孙致礼先生译稿和王科一先生的译本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审读校改。非但如此，他还给孙致礼先生写信，“在信中列举了我编辑他译稿开头部分中的十个例子。每个例子都包含原文、孙译文、王译文，并说明了我对两种译文的想法、疑虑或改进的建议”（第4页）。孙先生作为资深翻译家，在收到信后及时给了回信，并且从善如流，对十个例子中的九个作了修改。他对理行说，对他的译文有任何想法和建议，发现有任何问题，都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一定会及时反馈。就这样，译者和编辑之间的书信往还一直持续到译本付梓出版，通信内容长达数百页之巨。理行事后感叹道：“如果把我和孙教授就《傲慢与偏见》的通信合集出版，无论是对后来的文学翻译实践者还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抑或是对文学翻译感兴趣的各类读者，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第5页）
我曾亲历的两件关于编辑与译者关系的往事值得一说，不然往事如风，很快就会湮没无闻的。很多年前，我去上海译文出版社拜见几位编辑朋友，其中张建平先生是当时最年长的老编辑，闲聊中他提及当年方平先生给张谷若先生做狄更斯作品的责任编辑，方先生对张先生的译文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结果张先生不但不接受，反而写信大骂方先生，闹得很不愉快。颇为有趣的是，我1994年硕士论文答辩，方平先生担任答辩主席，我送论文去方先生家，聊天时说到张谷若先生，方先生对张先生的翻译赞不绝口，并且说他自己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是受到了张先生的影响，他一边担任编辑一边学习张先生的翻译方法从事翻译工作。作为编辑的方平先生是认真负责的，敢于给著名翻译家的译作提出不同意见，但作为译者的张谷若先生的态度就不够通达了。我作为张谷若先生译著的忠实读者，非常欣赏先生的译笔和佩服他在翻译外国名著上取得的成就，但我不认同他对编辑的态度。
2024年10月15日，我随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年轻编辑顾真前往位于松江的泰康养老院拜访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编辑黄杲炘先生，黄先生年近九旬，但谈锋甚健，记忆力惊人。他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一个理工科专业，后来却从事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译和编两方面均成绩卓著。黄先生曾经做过赵萝蕤先生翻译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名诗《自我之歌》的责任编辑。《自我之歌》第十节中讲到一个逃亡的黑奴，原诗有一句：And brought water and filled a tub for his sweated body and bruised feet.赵先生译为：又给他满满倒了一盆水，让他洗去身上的汗渍和带着伤的两脚。黄先生认为“洗去……两脚”的搭配不当，写信给赵先生提出疑议，谁知赵先生回信说自己的英文水平高，汉译一个字也不能改。我查了赵译《自我之歌》早年的版本，确实如此。后来出版的版本则作了修改，把“洗去”改成了“洗洗”，这样就通顺了。看来，赵萝蕤先生最终还是发现了自己译文的不妥之处，按照编辑的意见作了修改，这种知错即改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学界和译界都知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翻译家赵少侯之间的关系。1952年，赵少侯在《翻译通报》第7期上发表了《评傅雷译〈高老头〉》一文，以谨慎的言辞和商榷的态度对傅雷的译文提出三处质疑。傅雷在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赵少侯对《高老头》译文的意见，一方面认可赵少侯的法文和中文水平，一方面觉得赵少侯在字里行间显示出“人是很笨的”。1955年，傅雷将巴尔扎克长篇小说《于絮尔·弥罗埃》译稿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赵少侯作为责任编辑，在审读译稿时认为译文风格“落后于时代”，译法“似是而非”，同时认为傅译巴尔扎克作品明显带有罗曼·罗兰作品的风格，不同意出版。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楼适夷采取了慎重的态度，邀请钱锺书和叶圣陶两位先生从法文理解和中文表达两方面审读把关，傅雷译稿获得两位先生认可，最终得以出版。这样处理译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另据杨绛《忆傅雷》一文：“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有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据说，这位“老翻译家”就是赵少侯，傅雷曾经对赵少侯翻译的法国作家维尔高（Vercors,1902—1991）的《海的沉默》提出批评，称其“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不懂”，甚至出现了“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样的怪句子。不知道傅雷举出的这些例子是否出现在他给翻译工作会议提交的书面意见中。查阅赵少侯生平可知，他出生于1899年，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专业，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翻译过不少法国文学名著，在翻译界享有盛誉，梁实秋对他评价很高。从年龄看，他比傅雷要大九岁，1954年他已经55岁了，确实可以被称为“老翻译家”了。
近承浙江大学冯全功教授相告，近年来学界已经开始关注编辑与译者的关系了，美国著名汉学家、诺奖得主莫言作品英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有多种著述谈及编辑与译者的关系问题。我上网搜了搜，发现葛浩文基于数十年的翻译实践，对编辑与译者的关系形成了深刻且具现实意义的认知。他认为“翻译不是一个人完成的”“翻译不是译者唱的独角戏”等观点打破了传统观点，明确指出翻译是由译者、作者、编辑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而编辑与译者是其中的核心伙伴，二者本质上是“为中文作品海外传播达成共识的共谋者”。编译协作并非简单的流程配合，而是贯穿翻译全程的深度互动。葛浩文在其著述中谈及的编辑与译者关系，主要是指英语编辑，译者则是他和合作者林丽君。在葛浩文看来，编辑与译者构成了分工明确的互补关系，译者负责“忠实与转化”，既要精准传达原文语义与文化内涵，又要完成语言层面的跨文化适配；编辑则承担“把关与落地”职责，以目标市场的接受逻辑为标尺，优化译作的可读性与传播力。比如，葛浩文与林丽君合作翻译毕飞宇的《推拿》，前三稿聚焦译文忠实度，当编辑参与后，重点围绕英语读者的阅读节奏、阅读习惯以及市场需求提出修改意见，形成“译者保内核，编辑促传播”的互补模式。编辑工作完成后，译者最终审核清样，甚至参与封面设计、推荐语撰写等延伸环节。葛浩文特别指出：“一部译作的成型，是译者、编辑、作者、读者等多方反复博弈后的结果”，而编辑是连接译者与读者市场的关键因素。这种模式虽未必完全适合国内译者和编辑的互动关系，但值得我们学习效仿。
从孔慧怡与张佩瑶、葛浩文与英语编辑的默契合作，到王理行与孙致礼的严谨切磋，再到傅雷与赵少侯的激烈碰撞，我们不难发现：编与译的关系本质上是一场在文本疆域上进行的密切合作的双人舞。在这样的合作中，编辑不是所谓的“隐身者”，译者也不是“绝对的权威”，他们之间需要深度对话和默契配合，最终向读者奉献一场赏心悦目的双人舞蹈。一部优秀译著的诞生必然是编辑与译者精心打磨的结果。编辑不仅是译本的“质疑者”“批判者”，更是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共谋者”“协调者”。总之合规配资平台，健康、和谐、专业的编译关系是产生优秀翻译作品不可或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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